杨永祥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尽管这种刻意的低调未必与他本身的性格相符,但30多年的原酒供应商生涯,让他早已习惯了用距离隔绝公众的视线,以及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风险。


在原酒行业,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默会的江湖规矩。


尽管对外发声不多,但在业界的口碑中,杨永祥执掌下的高洲酒业一直被冠以“原酒大王”的名号


也有人称其为“名酒背后的巨人”。


业界流传的说法是,高洲酒业的原酒供应曾覆盖中国白酒一线品牌的半壁江山。然而这些原酒的最终去向却始终模糊。


这似乎是一个隐匿的世界,是存在于名酒背后的影子江湖。


在这个江湖,杨永祥多年稳居王者地位,但他一直在尝试着走出来。



名酒的平行世界


“原酒大王”这样的名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白酒行业的另一位“大王”五粮液


往前追溯,高洲酒业与五粮液之间也的确渊源深厚。


上世纪80年代前后,时值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起步但物资仍然短缺。当时部队需要用酒,五粮液也希望扩大生产,于是商定由解放军三总部(总后、总参、总政)出资,五粮液提供技术和配方联合办厂。


成立于1985年的高洲酒业前身——高洲曲酒厂,就是当时五粮液的联办厂之一。


基于这样的背景,在建厂之初的七八年间,高洲曲酒厂所产基础酒仅仅是作为原料酒交付给五粮液,企业自身是没有自主权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


在中国历史上199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沿途发表重要讲话,让此前一度陷入停滞的改革开放重新显露生机。


彼时,主政五粮液的王国春已经预感到市场经济的活水正在涌来。在他的主导下,五粮液启动新一轮大规模产能扩张。正是这一轮产能扩张,成就了五粮液日后“中国白酒大王”的霸主地位。


1992年,高洲酒业也迎来了发展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这年3月,杨永祥被任命为高洲曲酒厂厂长。


在他上任后,高洲曲酒厂开始自立门户。同年9月,酒厂自有品牌52度高洲特曲获得首届四川省巴蜀食品节金奖。


回望杨永祥执掌下的高洲酒业,实际上选择了一条和五粮液极为相似的崛起路径。


高洲酒业所处的宜宾高县,距离五粮液酒厂只有不到60公里。这里有酿造优质白酒的一切有利条件。


王国春曾评价说,高洲酒业的生态环境是中国酒企中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


坐拥得天独厚的酿酒条件,加之深谙五粮浓香工艺精髓,高洲酒业在从2000年到2011年的十一年间,曾先后三次启动扩能技改,将原酒产能从最初不到1000千升扩充到了令业界震惊的10万千升,“原酒大王”的称号不胫而走。


这么大的产能如何消化?这个曾经萦绕在王国春心头的问题,也在杨永祥内心百转千回。


答案自然是不同的。


五粮液的名酒身份,让它可以选择通过OEM贴牌释放产能。高洲酒业则走上了另一条路径,并由此开创了一个与名酒如影相随的平行世界。





隐匿的江湖


2012年是高洲酒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大年。


第三期5万千升扩能技改工程的建成投产,让高洲酒业的生产能力迈上10万千升台阶。即便如此,高洲酒业的产量依然供不应求。


彼时,白酒行业正处于黄金十年的巅峰时期,火热的局面从白酒消费市场层层传递至原酒行业。


潮水般的订单从各地涌来。最鼎盛的时候,小企业来买几百吨酒,根本就见不到酒厂管理层面的人。买上千吨的酒,才会专门有人负责接待。


伴随着一辆辆拉酒的车驶离厂区,高洲酒业的原酒输出遍布全国近100家名优酒厂,当年销售额超过20亿元。


20亿是个什么概念?同一年,作为“川酒六朵金花”之一的沱牌舍得也创下历史最好成绩,营收规模为19.59亿元。


业界流传的说法是,在从2008年至2012年高峰时期,高洲酒业的原酒供应曾覆盖中国白酒一线品牌的半壁江山。十多家白酒上市公司中,至少有五家都曾是其客户。


“名酒背后的巨人”称号也由此得来。


尽管在白酒消费市场实际担当着重要的角色,但在公开的场合,杨永祥早已习惯了用回避的方式收敛锋芒。


如此谨言慎行的缘由则需要从二十年前的秦池事件说起。


当年秦池作为万众瞩目的央视标王,却几乎在转瞬之间大厦倾覆,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媒体对秦池从四川购买原酒用于勾兑的报道。秦池倒下之后,外购原酒、勾兑等字眼,逐渐成为白酒行业不能说的秘密。


这原本称不上什么秘密。


原酒作为一种基础酒,本质上与高粱、大米类似,都属于原料范畴。四川由于天生具备酿造优质白酒的自然条件,也成为优质原酒的主要产地。


这就好比东北、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生产的名烟,其最好产品的烟叶大部分是从云南地区采购一样。


至于勾兑,更是白酒酿造中一项正常且必不可少的工艺流程。


尽管事实本身一点就透,但江湖人情哪里是一句对错就能消解的。


作为“原酒大王”,高洲酒业自然承受了比其他原酒企业更多的压力。


杨永祥的谨慎,既是周全,也是成全,背后则折射出了整个原酒市场的无奈。





一场大梦


人最得意的时候,往往也是危机四伏的时候。


古今中外,英雄王者,概莫能外。


2013年对杨永祥来说,便是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


年初,高洲酒业的原酒销售延续了上一年的狂热势头,仅仅一季度就卖了大约8个亿。


很多人都以为这又将是一个大年。


尽管当时周遭环境已有些风声鹤唳,但现实中热力不减的销售局面还是掩盖了某些危险的信号。见惯风浪的杨永祥,更是将眼前的波澜视为逆水行舟、借危生机的难得机遇。


2013年4月30日,总投资24.5亿元的新一轮10万千升技改工程全面动工。这么大的体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高洲。如果顺利完成,高洲酒业的历史无疑将再度被刷新。


然而事情的走向却让人意料不及。


政策形势的突变让名酒消费一夜入冬,价格腰斩、库存积压,导致外购原酒的需求大幅缩减。原先的供不应求瞬间变得门庭冷落,而已投入10亿资金的扩能技改项目,也因后续资金压力不得不停下脚步。


在高洲酒业陷入困境后,曾有不少声音将之归责于杨永祥的战略激进和决策失误。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或许能读出一个不同版本的杨永祥。


“规模、品牌、资本”是杨永祥曾为高洲酒业定下的三大发展战略。这是大多数企业从小到大的成长路径,但对一家原酒企业而言,又有着不同的意义。


作为名酒背后的影子,原酒企业长期处于为他人作嫁衣的状态。即便是已经崛起为巨人的高洲酒业,依然没能摆脱这一命运。


在杨永祥内心,对于做大自身品牌的渴求是外人难以体会的。然而身处于强手如林的川酒序列,想要在众多名酒光环下脱颖而出又谈何容易。


对杨永祥而言,不断扩大高洲酒业的产能优势,其深意不仅在于巩固自身“原酒大王”的江湖地位,更是为其品牌战略扣上关键一环。


也正因为如此,在高洲酒业新增10万千升产能的同时,杨永祥还提出了在“十二五”期间进入百亿品牌行列,争创国家级名牌产品的规划。


只是现实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世事变换,白云苍狗,犹如大梦一场。当年壮志未酬的,又何止杨永祥一人?


2015年当杨永祥逐渐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曾被问及是否对此前的急速扩张有所后悔。


这个问题在他内心其实早已问了自己无数遍。最终他的回答是,“扩建规模是多赢的举措,到今天为止都不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不一样的归来     


2017年6月8日,高洲酒业新厂门落成。


两座气派的门柱如同两面旗帜,张扬出杨永祥彼时内心的风起云涌。



这显然有些超乎业界的预料,特别是当人们看到门柱上赫然镌刻着“全球最大原酒基地”的招牌。


印象中那个低调的杨永祥,似乎正在变得不太一样。


同一天,装有1000千升原酒的31辆罐车从高洲酒业生态园区驶出。


这是高洲酒业自调整期以来的最大一笔单笔订单。上一次像这样的盛况,要追溯到四五年前。


名酒消费的回暖复苏,是“大王归来”的重要背景。作为名酒背后的巨人,高洲酒业的好日子似乎又要到来。


然而杨永祥却在酝酿一场更大的自我突破。


“全球最大原酒基地”的对外宣告,意味着高洲酒业不再只是隐居于名酒背后,而是立足于品牌战略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017年,高洲酒业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业界惊呼,“高洲回来了。”


事实上,如今再用“回归”这个词来总结高洲,已经不够准确。更确切的说法是,一个全新的高洲正在走来。


在杨永祥的新发展战略中,原酒品牌化是一个重要支点。这一战略的核心逻辑是,白酒消费的价值回归,将加深品质与品牌之间的互动转化。


特别是在当前白酒行业整体产能过剩,而优质纯粮固态产能依旧稀缺的大背景下,拥有强大原酒优势的高洲酒业,未来也将拥有宽广的品牌提升空间。


目前,随着高洲酒业原酒品牌化战略逐渐走向深入,原酒品牌化零售、成品酒合作开发、大规模原酒输出,作为公司发展的三驾马车,正在推动高洲酒业新一轮崛起渐入佳境。


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再次显现了它惊人的反转能力。


12万千升纯粮固态原酒储备、10万千升优质酒产能,这些曾在行业调整期间让高洲负重前行的家当,如今都成为杨永祥长袖善舞的资本。


也许命运就是这样,你永远无法预知它给你带来的究竟是磨练,还是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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