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读书笔记：从黄仁宇、费正清史观看国是产业的变迁

春节期间，看了黄仁宇的《大历史不会萎缩》、费正清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黄仁宇、费正清是两位生活在同时代、年龄相仿、研究中国同样问题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两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诠释，有相同点亦有相左之处。

黄仁宇用“立”字大历史观将晚清没落的原因以及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三人如何合力完成旧中国的社会化改造做了完整诠释，这给我们识判时代潮流、产业业态、公司战略甚至个人方向都有很大启迪；而作为美国人，费正清从中国社会民情中看出中国的问题和出路，也让我们深思。

具体学习体会如下：

❶

黄氏立字三层架构的大历史观

及百年中国的历史演进

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黄仁宇用一个“立”字，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给出了框架性的解释。凭借三层递进的观点，黄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第一层：中国晚清以来的没落，是因为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没有能力对人口、土地等社会和经济要素进行数字化的量化管理造成的。

两千年来，以儒家理念和小农经济为上下支撑的中国帝国集权模式，在缺乏有效的交通、通讯和教育下，政府只能采取强化道德权威、文化感召的方式和宗族乡绅进行社会的共治，对社会民众只能征收很低的税点（甚至不及同期工业化欧洲的百分之一），这导致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没有强大的经济收入支撑社会向前发展，没有组织能力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

这种“底层为小农经济、中层为士农工商、上层为君臣忠孝”之“物质、组织和文化”的三级架构深深地左右着中国庞大的躯体，这种形态从明清至蒋掌权时代未曾发生本质的变化。

日本侵华时，蒋的家底：4亿美金，300万军队，100万杆枪，钢铁产量每年1200吨，不够修一座小桥，军工开足马力所生产的子弹加上美国的援助，国民党每名士兵每月不到4颗子弹……民间社会识字率不到10%，下层士兵既像乞丐、又像土匪，维系关系靠的是争强斗狠、老大文化和乡土圈子文化。总而言之，国民党军队组织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没钱发饷、置枪炮，二是不识字农民出身的军人不信军法，只信圈子。

第二层：没有现代化社会依托的蒋介石，凭借一己之力抗日和改造中国，前者成功了，后者失败了，但后者为毛和邓留下了可以对中国连贯改造的基石。

经过工业化改造的日本，在经济、军工、组织、理念、人才等方面已经成为一个一体化高效的现代化国家，而蒋治下的中国，虽经过北伐、中原大战，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从工业时代的经济供给和组织效率看，中国还称不上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只是一个由无数农村组成的大集体，内部各种经济资源根本无法有效流通和交换，以致无法形成一个扩张型、竞争型的现代化国家的组织体系和能力。

没有钱和工业基础为军队提供持续的供养，没有拥有现代化思想和素质的群众之基础，蒋用坚韧不拔之意志抗日、用兄弟情去笼络人心、用身兼数职对冲组织的缺陷，在实力巨大悬殊下完成了“古今中外未有之事业”；但面对把底层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的毛及中共的竞争，蒋落败了，而把初步完成“军队、税法、教育”等全国顶层架构整合的基石留给了后来居上的共产党。

第三层：黄用“立”字大历史观，把蒋、毛与邓的思想和实践赋予了历史的一致性与建设性。

黄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组织的国家，能够把土地、技术和资本等要素进行顺畅流通和交易，能够将民众有效组织和动员，能够推动国家持续扩张和成长，如此即进入一个可数字化管理及可竞争的组织状态。

如果想实现上述目标，历史悠久、农业化的古老中国需要进行“立”字化彻底改造：上面的点与横，是代表国家的“军队、税法、教育”等顶层状态，这一部分顶层基本由蒋介石完成；下面一横，是社会民众的底层改造，毛历数十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化改造；中间的两点，是贯通上下的法律系统，它为结构化改造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秩序的来源。

蒋与毛邓是政治上的生死对头，但从历史意义上，这两人却目标一致、前后连贯，最终在历史的潮流下，完成了对古老中国的社会化改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石。

“立”字的三层构架、三个步骤清晰明了地诠释了一个庞然大物、历史悠久国家的百年变迁，所有能永续经营的企业发展又何尝不是在这上下呼应、中间连贯的体系中走向成熟呢？

上面有清晰的使命愿景价值观文化沉淀和职能战略体系支撑等顶层架构，下面是训练有素、攻守一体、首尾协同、高效执行的基层组织体系，中间有上下贯通、合理应变的制度和流程，用“立”字的结构逻辑评测中国的企业，会发现中国企业多是残缺不齐、首尾不顾的荒蛮状态，企业决策者凭借行政权威高高在上，但在企业管理上目光所及极为有限，每个部门、每个员工优劣好坏、绩效高低要么是一刀切的结果评估法，要么就是心灵鸡汤式的情感关怀，从骨架到魂魄都不具备一家大公司的成长可能，更没有伟大公司的成长气质。

历史的视角，是一把锋利的刀，用“立”字，一眼看穿一家企业的前世今生和今生来世，看出一个企业老板是商业浪潮中的匆匆过客、时代枭雄还是伟大的开拓者、基业长青的奠基者，就如用“立”字逻辑回看百年中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已清晰可见、轮廓分明，而有的国家一开始就注定走不出中等收入的陷阱。

❷

费正清与黄仁宇对中国历史

演变归因的共识和差异

黄仁宇有过早年在国民党军队从军的经历，他在自己开创的大历史框架和话语体系中，掩饰不住对蒋介石在人格和历史功绩上的钦佩。而美国人费正清显然对蒋就没有这样的情感倾向了，虽然他也看到了中国问题的实质。1968年，中美建交前，基辛格和费正清在纽约到波士顿列车的偶遇深谈改变了基辛格对中国的认识、并由此“改变了历史”。

费正清

费正清认为蒋之下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就是一个黑帮、一个新的派系、一个掌握了中国政治的利益集团，他甚至认为被很多美国精英颂扬的宋美龄也不过是装腔作势的表演者；

费认为蒋带领的国民党意识到要通过工业化改造来永久巩固自身的权利，但由于这种改造需要从根本上动摇农业化中国社会主体的利益，所以导致纵深的、持续的、需前后衔的改造仅是口头愿望而无从落实；

费认为美国人理解的“蒋代表新兴工商业资本家的利益从而与美国更有一致性的话语体系”纯属误解，蒋不是帮助工商业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而是绑架、勒索了工商业；至于大学教育，蒋所著的《中国之命运》，简直是对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侮辱；对知识分子言论自由的限制甚至暗杀，更让蒋在1943年就开始失去民心；

费甚至在1943年之前就更早意识到国民党在国共之争中必然落败，为此费游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要孤注一掷押宝国民党一方”。

虽价值立场不同，但费眼中的中国现实和黄之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一个外国人，费看到中国社会是以“圈子文化和私人信任”为基础的，也认为当时维系社会民情的理念和思维习惯是致使中国进入数字化管理与有效组织的最大障碍。

所以，费认为中国需要的不是经济模式改造层面的技术方法，而是需要一种理念和思想，并以此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以让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费与黄并未对共产党表现出情感上的倾向性，甚至心怀警惕，但二人都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成功做了因果逻辑上的诠释。

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黄在结论陈述论时竭力避免因对蒋情感倾向而带来的影响，他阐述中国社会及历史的变迁不是因人而异的，而是中国所处天文地理之环境是根本的影响因素。而费更多是从美国立场对中国问题内在因果做出批判性的评价和解读，竭力以此为美国提供对华政策决策的依据。相比之下，黄仁宇纵横捭阖的大历史视野更加冲击人的思维，让人久久不能忘记。

黄仁宇

黄仁宇回望中国历史演变，顺藤摸瓜、按图索骥，发现历史跌宕背后天文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中国封闭的非竞争性的地理环境（西面是高山、东边是大海、北方是草原、南方十沼泽地）、季风性气候导致的旱涝频发的天文特征（要求一个行政版图统一的政权国家以应对频繁的天灾）、松软细腻的土壤颗粒（农业早熟）让中国早早进入“帝国集权+小农经济”的状态，这既是华夏文明领先世界千年的起源，也是近代中国落后工业化以来西方列强的根源。

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先烈伟人前赴后继、首尾衔接，对不能进入数字化管理的、由无数大农村集合而成的古老中国从头到尾、由内而外进行了彻底改造，历时一百多年，屈辱沉浮、浴血奋战、自强不息，但终见成效。

北伐、中原大战、八年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土地变革、文化革命……一路演迭，多少妻离子散悲欢离合、多少光荣梦想是非成败、多少忠孝两难生死茫茫……在浩荡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是历史车轮势不可挡的必然，一如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位恰似中华民族三个配合默契的接力棒选手，前后一向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其间的人身攻击、个人恩怨、私德品性、生死轮回，莫不是历史潮流中的浪花点缀，并不构成历史前行的关键。

❸

大历史观的当下感悟与启迪

黄仁宇和费正清从天文地理、社会组织、民情风俗的角度揭示了历史的规律，让我们在个人成败荣辱、时代事业选择和国是时局的判断三个层面带来了启迪。

历史潮流浩荡、我们只能识判、顺应所处的时代。对时代赋予的历史命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从“激情与梦想、忠诚与背叛、期待与绝望”这些基于个人体验和品德层面上去理解和抉择，而应该尽力从中立立场、以大历史的视角去判断和品味。

《无问西东》中的沈光耀在母亲的殷殷泪水中依然还是将满腔热血洒向滚滚江水，这不仅仅是民族大义，更有历史的宿命和必然；陪衬陈鹏的李想，在外人几乎看不出的人格裂痕中，最终在那个年代依然用生命完成了人生的忏悔与升华。吴岭澜和张果果在更远的过往和现实的当下，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百年清华孕育和倡导的精神与魂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动或被动、有意识或无意识进入了历史演进的坐标中，就如《芳华》中导致刘峰人生命运前后起伏的无形之手，让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坐标与情势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悲欢离合、跌宕起伏，决定了我们一生活动的身姿和人生芳华的调绽。这是我们看待个人荣辱成败的历史视野和理念。

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际，梁启超去广东拜见李鸿章，劝诫李鸿章“当总统”，李鸿章看着梁启超很长时间说了一句“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商业教父张瑞敏说过一句“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纵然掌门人眼界、警惕如此，在时代洪流面前，实施阿米巴、人单合一、平台化的海尔还是日渐沉沦。

国家、社会、经济、产业、企业的发展演变潮流浩荡、不可阻挡，未来十年，经济体和国家的边界甚至模糊重叠，以至阿里巴巴立志2036年要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而未来五年，我们将看到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将批量涌现。我们正在面临由科技驱动带来外部消费和竞争环境结构性的变迁。

中国酒业，产业变迁、业态更迭，留给在位者、继任者、未来者更新的命题；中国企业，模式升级、组织演变，要求经营者、操盘者、执行落地者拥有不一样的素养和能力。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简单的产业周期性重复，也不是商业模式的修修补补，而是继往开来的结构升级和减熵运动、是反脆弱的思维扩容和生态重构。

春节期间，我和一位多年前就是比特币全球第25位终身会员85后的朋友交流，他手头持有的比特币如果不卖现在价值将会过百亿；虽然错失良机，基于区块链技术对移动互联网的颠覆，他认为自己的时代刚刚开始，而阿里、腾讯五年内将无法避免走向没落，3月15日在成都全国糖酒之前的“中国首届新营销酒业总裁培训班”，我们将邀请这位朋友分享他眼中的大时代和潮流水。

辛弃疾在《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一词中写到“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面对我们心中无限向往的梦想，中间山高路远、层峰叠嶂，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高山层峰又怎能阻止时代的浪潮之水和我们奔向梦想的决心呢？这是我们在科技一日千里、商业模式快速迭代背景下的产业眼光和行动准则。

这就是大历史，它从来不是基于个人做出抉择，哪怕这个人是英雄、是圣人，都无法用情感、意愿、道德来影响历史的演变与是非的裁决，正如建国后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毛泽东高参的梁簌溟和毛当着数千人的面辩论，让毛施“仁政”，而毛反击说“你的仁政是小仁政”。80年代，一向倔强不认输的梁反思说“毛是对的”。

因师从为中国经济发展构建蓝图的刘鹤而广为人知的任泽平说“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很乐观，因为高层准确找到问题，并给出了正确的药方”，如果你仔细研究学习了2010年刘鹤主导的针对全球过往百年两次重大经济危机的研究框架及成果，你就知道任这句话背后的力量来源。

刘鹤带领的专家团队虽然坦诚面对了历史偶发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但依然秉持的基本逻辑是历史周期律，在跌宕起伏、浩如烟海的历史线索中，他们找到中国大国崛起的必然趋势和历史规律，即使他们秉持了底线思维、为危机导致最坏的可能场景制定了预案。这是看我们从繁琐宏乱的世事现象中观测国是时局乐观豁达的历史视野。

纵览历史长河，我们会看到天地默默无言，无论是时代惊雷还是岁月静好，它都不远不近大爱流淌。多读历史，能让我们放下自我执念的狭小天地，能让我们在历史的天空中看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漠然与深情，在风云际会的时势中看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残酷与悲悯。读史会让我们获得更加辽阔宏远的视野、更加释然豁达的心胸、更加明智理性的情志，从而让我们获得丰富安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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