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考古实证杏花村6000年酿酒史并实证酿酒微生物6000年活态赓续
7月10日，杏花村遗址及周边酿酒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在山西汾阳举办，中国酒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琦，酿酒考古专家刘莉、郑媛、孙智彬、高大伦、陈剑、田建文、陈超，中国酒业协会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志刚出席会议，发布会由中国酒业协会《美酒中国》副总编赖卓主持。
汾酒集团相关负责人出席发布会。
中国酒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王琦在致辞中指出，杏花村遗址酿酒考古是中国酒业的一座文化里程碑，具备三重核心价值。一是酒史价值，汾酒推动酒史叙事历经传说、文献研究、人文学科研究、科学实证四阶段，以科技实证六千年酿酒史，引领行业迈入实证时代。二是酒学价值，酿酒考古是中国酒学核心方向，该项目是酒业与考古学深度合作的标杆。三是中华文明价值，酒是文明基础要素，研究成果将进一步明确酒文化在中华文明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布会上，著名考古学家刘莉代表项目组，正式发布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杏花村酒遗存”的考古科研成果。项目依托微体化石残留物科学检测技术，对杏花村冯郝沟仰韶文化中期遗址出土陶器开展系统分析，以完整的科学证据链证实：
1.杏花村遗址出土的尖底瓶，是酿酒器，距今6000—5500年。
2.曲造酒（曲酒，也是白酒的前提）和糵造醴（谷芽酒，古代啤酒）两种酿酒方法，都可以在杏花村遗址找到。
3.杏花村遗址曲酒与当今汾酒大曲之间具有连续性：杏花村6000年酿酒微生物（如红曲霉等霉菌、酵母）见于汾酒大曲。
4.在6000年前，杏花村酿酒体现出了利用本地资源的个性化特征（如橡子）。
5.杏花村发现了晋中最早的稻米遗存，也是对本地资源的充分利用。
6.杏花村先民强调群体意识和族群认同的宴饮习俗，是仰韶文化的核心礼仪。也是后代逐渐形成的中华酒礼的前身。
7.该遗址考古学文化体现出，当时酒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族群共享之物。
8.杏花村是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汉藏语系人群向北方迁徙、扩散路线上的重要节点之一。
9.杏花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持续发展到龙山文化、商、周时期，跨度数千年，仰韶文化中期的酿酒传统是否延续至商周及更晚的年代，应是将来关注的研究课题。
发布会上，专家们围绕本次考古成果的学术价值、行业意义与后续研究方向展开深度交流。
考古学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表示，本次成果补齐了山西黄河流域史前酿酒考古短板，印证了酒在史前社群交往、礼仪文明构建中的核心作用，为溯源中华文明连续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支撑。
考古学家、宜宾酿酒考古主持发掘者孙智彬认为，刘莉团队的考古成果精准还原了上古酿酒历史，为早期酿酒考古标准化研究提供了实操指引。同时，他提出器物功能辨析、微生物溯源、样本扩容等后续重点研究方向。
考古学家、山西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评价，本次考古成果开辟了酒业考古新领域、树立了科技考古新范式、拓宽了古酒文化研究新视野。
考古学家、水井坊遗址发掘者陈剑表示，本次杏花村遗址酿酒考古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将知名酒企酿造史溯源至6000年前，能够有效赋能遗产产业建设，为中华酒文化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北方史前实证。
考古学家、杏花村遗址研究学者田建文聚焦杏花文化核心器物“侧装鋬手鬲”展开解读，该器物由杏花村本土创制并广泛传播，是龙山文化断代的重要标尺。相关遗存充分印证，杏花文化是尧舜上古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在北方史前文化发展中占据关键地位。
考古学家、濉溪明清酿酒遗址发掘者陈超认为，杏花村聚焦史前发酵酒溯源的研究路径科学严谨。汾酒深耕上古酿酒考古、梳理千年酿造文脉，彰显了民族酒企的文化担当，为杏花村酒文化遗产保护与申报工作筑牢了考古根基。
本次杏花村遗址酿酒考古成果的发布，以扎实的科学实证，厘清了杏花村六千年不间断的酿造传承脉络，夯实了中国酒业的历史文化根基，标志着酒业考古研究迈入科学化发展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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