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记者曾与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会长、原五粮液集团董事长王国春有过一次长谈。


彼时,酒水行业正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外部环境的突然变化,打乱了白酒产业的原有格局。


在那次长谈中,王国春曾善意提醒,尽管川酒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需警惕以洋河为代表的苏酒崛起现象,警惕在新一轮消费口感变迁中川酒从领导者变为跟随者。一系列观点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表现出了超前的预见性。


王国春对五粮液、对川酒的关切,不只停留在言语层面。


自2012年出任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会长以来,他多次带队深入省内外白酒主产区调研,以翔实报告为川酒产业转型升级寻求对策。他还在川酒范围内力推酿酒、鉴评“双大师”评选,从人才竞争高地运筹帷幄。


在他看来,严峻挑战与重大机遇总是相伴而生。他眼中没有所谓的危机,只有永远在变化的市场。


2017年3月,王国春被任命为五粮液集团名誉董事长。很多人说,这是一份迟到的肯定。


纵然姗姗来迟,但在王国春卸任五粮液董事长已将近6年之际,还能得到这样一份肯定,其中的分量更加耐人寻味。


近年来,由于眼疾和夫人身体不适,王国春已逐渐深居简出。


但他门前从未冷落。请他出山者、上门求教者始终不绝。他也毫不吝惜,倾囊相授。


今年3月6日,云酒头条记者(微信号:云酒头条)与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秘书长李富荣、常务副秘书长吴亚东一行来到都江堰王国春家中,由此开启了第二次长谈。


距离上一次访谈已时隔将近5年,我们的话题却似乎并没有被中断,反而因时间的加入而得以延展。



“我们必须脑袋要清醒”


就在3月6日的前一天,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因病去世,享年91岁。


褚时健比王国春年长将近20岁,两人却几乎是同一时代的风云企业家。


1994年,褚时健将玉溪卷烟厂做成亚洲规模最大时,王国春执掌下的五粮液在销售总额、利税总额两项指标上也跃居全国同行业第一,并在次年被认定为“中国酒业大王”。


一位是烟草大王,一位是白酒大王,创业经历又十分相似。于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间,我们很自然地聊到了褚时健。


我原本以为,王国春会像中国企业界和媒体圈的诸多声音一样,对褚时健的经历报以极大同情,或是为其鸣冤抱屈。


然而出乎我意料,王国春对褚时健的描述相当客观。大致有两点:一、功劳很大,二、有过违法行为。


因为逝者已矣,我们没有太多去评价褚时健个人的功与过,而是对当年国有企业家贡献与收入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探讨。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经济领域频繁出现国有企业家“59岁现象”。当时很多说法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家贡献与所得落差悬殊。这也是当年褚时健一案巨大争议的焦点所在。


对于这种现象,王国春的见解与曾以敢言著称的经济学家郎咸平颇为相似。他认为,国有企业的老板是国家,企业家只是打工仔,“你打好工,老板给你多少是老板思考的问题。你觉得少了可以跳槽不干,但不能自己思考去拿。这是底线,是原则,我们必须脑袋要清醒。


在2004年前后,郎咸平针对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的关系曾打过一个类似的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郎咸平所针对的,实际不只是国有企业家在法律允许之外的以权谋私现象,还包括在法律没有提出反对的空间内,通过产权改革合法地将国有资产变更为私人资产的行为。


当年褚案发生后,曾有舆论认为,褚时健的错误是“早生了几年”。因为在他被拘捕的第二年,也就是1998年,中国大规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运动便全面推进。有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管理者通过改制,改变了打工仔的命运,成为企业实际的主人或是股东。


让我好奇的是,王国春引领五粮液登上“酒王”宝座并大放异彩的时候,正值国有企业产权改革MBO之风盛行。以王国春对五粮液的贡献和威望,为什么在当时没有走这条路?



“我就想干成一点事”


王国春透露,当年四川省里曾有意让他改制,但他没有接受。同一时期,剑南春则通过管理层曲线MBO实现改制。


“改就是想持股,领导班子想持股有个很大问题,那时我没钱。我一个月工资,怎么买得起股呢?”王国春说。


根据1998年五粮液上市当年的年报显示,王国春的年薪为3.3万元。到2006年王国春离任上市公司董事长,他的年薪也才涨至10.5万元。


不过,在1998年至2003年前后的产权改革高峰阶段,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收入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障碍。


同一时期在洋河、口子窖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高管举债入股、以政府奖励款出资等做法,便突破了这一障碍。当然,与这些企业相比,彼时风头强劲的五粮液在资产规模上要遥遥领先,入股的资金难度也更大。


不过,这也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在当时国企改制的实际操作中,不乏有企业通过或增或减的手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所谓增,就是增加负债。减,即减少资产。


王国春对这些操作手法并非浑然不知。


“我知道要怎么改,但我不会走。他们一般采取的办法就是使国有资产缩水。比如国有资产值2个亿,你没那么多钱,又想占那个便宜,就只有让企业亏嘛,亏成1个亿、5000万,就买得起了。”王国春之所以不走这条路,说到底还是性格使然。


我觉得良心上过不去。把国有资产缩水,做成亏损,也不是我的风格。


熟悉王国春的人都知道,他平时在个人生活上非常简朴。身边与他共事多年的人,都能随口说出这方面的例子。


▲3月6日,云酒头条记者与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协会秘书长李富荣、常务副秘书长吴亚东一行来到都江堰王国春家中,带给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简洁、质朴。


比如他在位时住酒店从来是三星级,并且要标间。不坐头等舱。曾经有人给他定过一次头等舱,最后也让给专家坐了。他日常与夫人两个人吃饭,就吃一个菜。有事去宜宾,也常常是坐大巴往返。


在他离开五粮液之后,他的继任者唐桥、李曙光都曾表示过,有事要和他们提,但王国春从来也没因个人事情找过他们。


对于吃穿,王国春几乎没有任何要求,“不在人前,不在人后就行了。”


我当时问他,“你不在乎吃穿不在乎享受,那你在乎什么?”他的回答是,“我就想干成一点事。”


王国春曾有一个口头禅:要么不干,要么干成第一。“我这个人想体现个人能力,很要强。一旦把资产缩水影响企业的发展,我不干。”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五粮液可以在王国春手里,从一个原本并不具备优势的地方小厂,蜕变成享誉世界的中国酒业大王。


“你把企业做大了,国家还是能看到你的成绩。给了我不少荣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表,还有由于我在科技方面作出一些贡献,是比较早那一批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我终身享有。”



“五粮液一定要走多元化”


王国春的这种性格,对五粮液的发展思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至今仍在影响五粮液。比如,他曾力主的多元化扩张,如今正是五粮液千亿战略的重要支撑。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讲,领导也好,消费者也好,评价企业到底行不行,就看你大小,看销售收入。”比如曾经的“中国彩电大王”长虹,从利税来看比川酒六朵金花都要小,但由于体量大,连续多年位居四川企业100强和制造业100强榜首。


“所以我那时定义五粮液,思路是一定要走多元化,一业为主,多元发展,很多人不理解。”王国春解释说,酒实际上是个小众产品,当时因为酒的价格比较低,全国的酒加起来也只有几百亿。一个企业再厉害,市场份额一般最多占20%至25%,而长虹一家就是几百亿的销售,“永远人家都看不起你”。


出于做大五粮液的考虑,王国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力推五粮液多元化战略,先后涉足制药、塑胶、模具、纸业、汽车、玻璃、日化等多个领域。


在这些产业中,除了与酒业密切相关的印务公司、以塑胶和模具为主的普什公司和玻璃公司等有所盈利外,其余投资均收效甚微。这也一度为王国春招来巨大争议,甚至有人将其视为他在五粮液的一大败笔。


不过,王国春本人并不认同这一“失败”之说。


“多元发展的思路就是,主业做强做大,所谓做强就是做利润,以支持多元,而多元就是做大做强。多元我不强调能赚多少钱,主要是做销售收入,只要不亏,少赚一点。长虹也没赚多少钱。


在王国春看来,外界对他的不理解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理解终将会变成认同。


如今“李曙光时代”的五粮液,便充分说明了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性。


在与茅台的千亿之约中,多元化成为五粮液竞逐千亿的超级黑马。


数据显示,2018年茅台集团营收859亿元,其中茅台酒及系列酒营收约750亿元。单从主业来看,五粮液400亿元的酒业收入显然不及茅台,但集团总收入高达931亿元,比茅台更加接近千亿目标。其中,除酒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为五粮液贡献了531亿元的大半壁河山。



“做酒最核心的问题,真的是要把东西弄好”


很多事情,没有思路就看不到方向。”王国春说。


在5年前的那次长谈中,他曾表露出对川酒“大而不强”的隐忧。当时的背景是,原本领先于茅台的五粮液,在2013年被茅台赶超,并且差距逐渐拉大。洋河的异军突起,也对五粮液形成追赶势头,甚至一度在某些方面与五粮液近身相持。


在王国春来看,以洋河为代表的苏酒崛起,实际是抓住了消费者口感变化的趋势,并扬长避短。


浓香型白酒的传统特点是香大于味,其中的主体香成分是己酸乙酯。由于地理环境不同,苏酒中的己酸乙酯含量天生就没有川酒高,浓香程度也就没有川酒好。


在上世纪90年代,好酒的标准是要有劲,川酒的浓香特征更符合消费需求,于是大行其道。当时江苏的“三沟一河”,几乎被川酒打得奄奄一息。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消费者的饮食习惯逐渐趋于清淡。洋河提出的绵柔,便是在顺应消费者口感变化的同时,将自身的劣势转化成了优势。


王国春认为,当前川酒的破局之道,一是在产品口感上要与市俱进。所谓市,就是消费者,要保持跟消费者一致。


二是在技术装备、生产手段上要与时俱进。在他看来,智能化、机械化是川酒当前重要的研究方向。


实际上,早在1993年前后,王国春就想在五粮液推行机械化,但当时科学技术尚未达到相应的水平。之所以如此重视机械化,与他对浓香型工艺的理解有很大关联。


“酒的质量是由工艺和工艺技术装备、环境决定的。浓香型酒对工艺要求是很严的,一旦出现偏差,酒质就不好。并且,浓香型还有一个很大特点。工艺贯彻好了,酒好了,是四大香型中最好喝的。工艺一旦没弄好,会是四大香型中最难喝的。


王国春认为,原原本本的工艺要一丝不苟地、长年累月地落到实处,人是难以办到的。一旦出现偏差,即便工艺很好,也产不出工艺所对应的好酒。


“做酒最核心的问题,真的是要把东西弄好。”


关于王国春,外界更熟悉的标签是深谙市场、长于营销。然而在与他的交谈中,你会惊讶于他对技术的研究之深。


他谈得最多的,不是那些叱咤风云的战略战术,而是最朴素的产品、质量和工艺。也许,这才是他真正的过人之处。


作为中国白酒行业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尽管王国春已逐渐退隐江湖,但他过往的经历和当前的思考,依然有一种力量,可以让人从混沌中猛然惊醒。


我很庆幸自己能有机会当面聆听,也深知两次交谈并不足以了然一切。


就像此刻,对于王国春,我仍然有很多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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