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踏过汾州官道时,年轻的杜牧望见了远处城垣斑驳的箭痕。 七十年前,他的曾祖父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筑起赫赫战功。这个清明,诗人特意绕道西河郡,不仅为祭扫先祖,更为抒发自己的壮志。 受家风影响,有着军事抱负的杜牧,写了许多如《原十六卫》、《罪言》、《战论》和《守论》等军事论文。他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喜欢献计平虏。 但就在不久前,杜牧劝说昭仪节度使刘悟归顺朝廷反遭冷遇,到被藩镇将领轻蔑称为“贱男子”,杜牧郁郁不得志。 细密如绸的春雨,打湿了策论的手稿,却浇不灭“鱼父应许出函关”的志向。当杏花村酒旗映入眼帘时,杜牧终于在清明寒雨中找到了片刻慰藉。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杜牧出身名门,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其编纂的《通典》首次将政治、经济、边防、礼乐、法制等治国方略做了系统性梳理,堪称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山之作。 杜牧正是读着这样的书长大的。 十岁前的杜牧,耳闻朝堂风云,目染治国方略,却在家族凋零后饱尝“食野蒿藿,寒无夜烛”之苦。 即便如此,他仍以《感怀诗》中“叱起文武业,可以豁洪溟”的豪情,写下振聋发聩的《阿房宫赋》。令当时的太学博士吴武陵拍案叫绝,并且力荐他为新科状元。 尽管有经世之才,但盛唐气象早就随着安史之乱的硝烟飘散。藩镇割据如溃堤蚁穴,啃噬着帝国根基;牛李党争似暗涌漩涡,撕扯着朝堂纲纪。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一诗正是杜牧年轻时身处困境但仍忧国忧民的表白。 杜牧也许不知道,他驻足沽酒的村落,早在北齐年间就向皇宫供奉御酒。 酒香与时令相契。在他饮酒时,杏花村所在的晋中平原雨日绵长,温润气候催动自然与微生物的共生共酿。吕梁山脉积雪消融,裹挟丰富矿物质的雪水渗入地下,成为汾酒清冽甘醇的先天基因。 春季的空气湿度高,也恰好为酵母菌的活化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产生的酯类物质比其他季节多出数倍,赋予了酒体独特的香气层次。这种时节赋予的微妙变化,让每一坛汾酒都成为天地人共酿的时令印记。 享誉千载而盛名不衰,除了与杜牧相关,更离不开酒本身的品质。 汾酒常年选用晋中平原的“一把抓高粱”为原料,用大麦、豌豆制成的糖化发酵剂,采用“清蒸二次清”的独特酿造工艺,成就“清、爽、绵、甜、净”的独特风味。酒液莹澈如泉,入口香绵甜润,饮后余韵爽洌,恰似春雨浸润后的杏花清香。 1932年全国著名微生物和发酵专家方心芳总结的“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粮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经汾酒人实践扩展为“十大心法”,增加了“料必得其准,工必得其细,管必得其严”三条标准。 2006年,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印证着传统工艺穿越时空的生命力。 今观汾酒酿造,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映成趣。但无论岁月如何流转,每当杏花被春雨浸润,人们总能在汾酒中品读出杜牧的未尽之意。 古人将清明时节的十五天分为三候:桐花初绽,田鼠归穴,雨后见虹;并将桐花、麦花、柳花定为节气花信。 或许那年清明,杜牧也在杏花村折过一枝新柳以告慰自己。此后,等他再回长安,桐花依旧灼灼,但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已年近五十。 此时的杜牧历经了至亲离世、自己病重的打击,仍以咏史诗叩问历史。他整理自己的文章,并进行筛选,最终将大部分作品付之一炬,仅保留了十之二三。 烧掉的是风流才子的虚名,留下了济世之志的锋芒。“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是给项羽的生机,“商女不知亡国恨”是对晚唐的警醒,杜牧始终坚持着“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理想。 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冬,在樊川别墅,杜牧悄然离世,从此他再没机会饮杏花村的酒。 但每年清明雨落,酒旗仍在杏花深处张扬,诗人未见的彩虹也早已化作典籍中的墨痕,融入中国文脉,他最终也走进了比长安官场更辽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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