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企划·改革40年酒业关键词⑦：十七大名酒轮回沉浮录

198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自1978年以后，中国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经济快速发展。而第一轮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就在1989年出现，标志性事件是这一年，中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然而，一年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拉开大幕，各地涌现“下海”热潮，中国经济发展继续如日中天，GDP依旧保持着高速的增长率，人均收入快速增长——这场不期而至的经济危机如愿化解。

1989年，同样身处困境的还有白酒行业，“名酒不准上宴席”和限制贷款的规定，直接将名白酒从火焰拖入冰窟中，以往的门庭若市换成了门可罗雀，焦虑、彷徨和无助困惑一起涌了出来。

改革开放带来的冲击和思辨，第一次彻底洗清了名酒企业们残存的精神支持和现实基础，一切的“销售计划”戛然而止，剩下的只有迷茫中的各奔东西、各自为战。所以，这一时期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白酒行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国时代”。

这一年，安徽合肥，中国名酒的第五届评选开始，也是最后一届。

此后，自90年代开始的白酒战国时代的“十七大诸侯”正式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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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贴近市场的一次评比

至今，在安徽古井酒厂的酒文化博物馆内依旧珍藏着当年获得国家名酒称号的17种白酒。据悉，全国各地参选的362种酒样这里也都有。

因为最后一届评酒会的举办地是安徽合肥，得益于地缘优势的古井酒厂得以“幸运”地保留了这些现在堪称“孤品”的样酒。

建国后，我国一共举办过五届全国评酒会。在著名白酒专家沈怡方看来，第三届全国评酒会是名酒发展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之前，第一届、第二届评酒会都处于摸索期。

后来，鉴于前四届评酒会取得的成绩，国家轻工部于1988年9月商请国家技术监督局、商业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单位，在辽宁省朝阳市召开了“酒类国家标准审定会”，通过了“浓香型白酒”等6个国家标准——这也是为即将举办的第五届评酒会准备的系列评选标准。

10月，在湖南长沙考核，择优录取评委44名，特邀评委35名。除了已故的沈怡方、于桥两位专家外，高月明、曾祖训等也作为专家业务组成员，参加了1989年1月10日至20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评酒会。

第五届评酒会与第四届评酒会间隔四年半，是历届评酒会间隔时间最短的一届，而参评样品是历届评酒会中最多的一届。作为第五届评比的专家组组长，彼时的沈怡方还是江苏省轻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在开幕式上，他代表会议领导小组宣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一条就是警告评委们不能打偏心分。

据说，为了杜绝这种“人情分”，沈怡方专门加上了一条新规——每一种酒计算平均分，都要取消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而评委们被取消了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就等于是废票。这还不算，那一届的国家评酒委员聘书其实是留在评酒会后发，届时，发现谁的废票多，就说明谁的水平低(或打出的偏心分多)，大会将取消他的国家评委资格。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这种组织严密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标准下，最终评选出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国家名酒”。

本次评酒会参赛的样品酒有362种，其中，浓香型198 个、酱香型43个、清香型41个、米香型16个、其他香型64个，为历次评酒会之最。评酒会最后共决出金质奖17枚（又称十七大名酒） ，银质奖53枚（又称五十三国优）。

说到这里，我们来看看五届全国评酒会都评选出了哪些名酒品牌（白酒类）？

第一届评酒会

时间：1952年 地点：北京

四大名酒：茅台酒、汾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

第二届评酒会

时间：1963年 地点：北京

老八大名酒：茅台酒、五粮液、古井贡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西凤酒、汾酒、董酒

第三届评酒会

时间：1979年 地点：辽宁

新八大名酒：茅台酒、汾酒、五粮液、剑南春、古井贡酒、洋河大曲、董酒、泸州老窖特曲

第四届评酒会

时间：1984年 地点：山西

十三大名酒：茅台酒、汾酒、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双沟大曲、特制黄鹤楼酒、郎酒

第五届评酒会

时间：1989年 地点：安徽

十七大名酒：茅台酒、汾酒、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西凤酒、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酒、双沟大曲、特制黄鹤楼酒、郎酒、武陵酒、宝丰酒、宋河粮液、沱牌曲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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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最后一届？

应该说，五届国家名酒的评选是计划经济时代确保产品品质的一个有效方法，而伴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中国白酒市场化进程的逐渐深入，来自国家层面的“名酒评比”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导向。

名酒意味着品质有保证，这也是消费者选择名酒消费的理由。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名酒还需要消费者的检验。

名酒评比的年份最终定格在了1989年，此后，国家层面的名酒评比没有继续，关乎市场的评比还是要交给消费者去选择，话语权不在官方、不在专家，而在消费者那里。

其实，从第五届名酒评比的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名酒评比的标准已经在变，当时参加名酒评比的专家组中还有中国消费者协会派出的两个组专家代表，其中有一个组专门负责审查酒标及包装标记，以及产品有无渗漏情况，有无虚冒国家名酒的宣传等等。

从1984年起，国家优质产品评比规定了一条:数据讲话，用户评价。也就是说，国优产品评比必须接受消费者监督。所以说，1989年的这一届评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既代表了官方、也体现了民意”。

酒行业的白酒评比也在一个侧面凸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在寻求平稳发展中，对产品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那个“张瑞敏砸冰箱”的时代背景下，“品质”第一次成为全社会一个热议的话题。

那么，为何此后再也没有新一届国家名酒的评比？

“我个人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下评选名酒就得按市场规律办事，即除了过去对白酒品质进行静态的技术鉴定之外，其动态的市场表现更为重要。如果以单方面的内在品质进行评定，无论你自己喊得多么好，但是消费者不认可，那是没用的。”沈怡方后来也对名酒评比工作进行了总结，在他看来，在后来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家名酒的评选工作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和作用，但“名酒终归是名酒，品质是它的保证”。

事实上，无论当时的评比如何公正，标准如何严厉，毕竟是在362家企业中仅仅选出了17家，质疑和不满的声音肯定存在。

这也庆幸是在信息传播还极为闭塞的上世纪，如果是现在，恐怕专家组们会被“人肉”和“口水”包围着，但即便是当时，沈怡方也表示，“压力很大”。

以至于在评选结果出来后，有些人说，全国评酒会评比开始有了水分，有些酒样非常优质，但是这些酒样是“开小灶”酿出的，也就是说，这些酒样是为了参加评选刻意酿出的，市场上根本没有同类产品销售。

也有人说，名牌越评越多，来自外界的干扰越来越大、参评样品与市场流通产品差距甚远。

以至于后来，当第五届名酒评比最终成为行业的一次“绝响”后，沈怡方也并没有表示出遗憾，他的观点是，一个产品的好坏不在于行政部门的评定，而在于满足消费者所需，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标志。

显然，改革开放带来的思辨与革新已经在深深地触动着彼时的白酒行业，由此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更多的企业认识到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其实，从另一个层面看，我们应该庆幸评酒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画上了句号，而历史也把名酒的评比交给了市场，交给了广大的消费者们。

无心插柳的是，很多当时被挡在十七大名酒之外的不少企业，比如“五十三国优酒”中的一些却成了白酒收藏界的宠儿。

老酒收藏家曾宇就表示，除十七大名酒外，收藏当时评选出的“五十三国优酒”更是难得，这些国优酒由于当时产量少，历经岁月，更显稀少，其稀缺度和收藏价值丝毫不会逊色给同年份的中国名酒。

“而且很多产品还时当时的创新低度酒，比如38度的四川二峨曲酒，曾经在全国风靡一时，见证了哪个时代因创新带来的影响力和价值，随着这家酒厂的改制，已经淡出白酒江湖，其产品存世至今已愈发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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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酒的价值没有终点

在改革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习惯了随性和洒脱，也会有企业变得不适甚至是不思进取。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声名显赫而今又籍籍无名的企业，你会发现，从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或许就已经选择了逃避和放弃。

群雄逐鹿、狼烟四起，而后浮浮沉沉，大局初定。

茅台在2017年已经突破万亿市值。而在20年前，茅台全年销售只有8亿元，在白酒行业排名第十一位。到2017年，茅台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64亿元，市值超越帝亚吉欧，登顶全球烈酒第一的位置。此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茅台的王者荣耀。

当洋河在2003年推出蓝色经典，开启绵柔时尚新体验的时候；当2010年，洋河双沟开始“双名酒”突围的时候；当微分子酒、手工班横空出世的时候，当“茅五洋”成为一种新经济现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曾经在90年代失意的洋河是如何逆势崛起的。

今年1月，云酒头条（微信号：云酒头条）独家获悉，汾酒在俄罗斯设厂生产“汾特佳”已经获得推进，正在进行大曲清香工艺落地方面的研究。此外，汾酒也正与加拿大某酒庄进行合作洽谈，目标同样指向本地化生产。

据悉，汾酒2018年有望在国际化方面有实际性突破，2018年将在纽约、巴黎、莫斯科等全球重点城市，开展“让世界看到‘骨子里的中国’”一带一路全球文化交流活动，与世界各地消费者的直接交流，让传承了6000年的清香汾酒，成为中国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的新载体。

名酒的价值正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得到新的重塑，而他们的眼光也变得更加长远而深邃。

1989年国家名酒评下来后，河南新晋的名酒宝丰酒更是如日中天。当时有人说过“酒厂三年不生产，工人照样吃喝不愁”的话，原因是当时的宝丰酒厂底子厚实，粮库里的粮食满满的，仅库存原酒就达一万多千升。

1998年，河南白酒行业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顶峰，产量达到42万多千升，位居全国第三，酿酒工业产值、利税分别占全省轻工系统的1/8、1/3。此时的宝丰也是如日冲天，此后，走了弯路的宝丰也经历了“健力宝”、“洁石建材”时期，此后开始大规模地恢复了原酒生产。2011年，作为洁石集团少帅，27岁的王若飞正式进入宝丰酒业，挑起公司大梁，至今已有6年时间。

去年11月，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陈维忠等一行到宝丰酒业调研指导，此举旨在为落实和推动河南省豫酒振兴战略及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在陈维忠看来，宝丰酒业就是豫酒振兴的“种子选手”。

不过，也有名酒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将品质很好地嫁接在消费者心中，从而失去了市场。这也使得在十七大名酒的阵营中，经过改革开放后接近30年的市场系列而出现了分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黄鹤楼酒曾是武汉人的骄傲。据黄鹤楼酒业老工人师傅介绍，黄鹤楼酒厂最辉煌、最红火的时候，来买酒的车子能排到解放大道（从解放大道到酒厂大门，步行约需20分钟）。

然而，从1991年开始，酒厂开始走下坡路，2年后，几乎从市场上销声匿迹。而直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调整重组，却似乎总是在轮回中做着重复的动作，而一旁的市场则是一贯的习以为常、敬而远之直到2016年。黄鹤楼被400多公里外，同是“十七大名酒”的安徽古井贡收购，黄鹤楼能否迎来新生，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估计要问古井贡了。

同样一直在徘徊与轮回中辗转反侧的还有来自湖南的武陵，这个产自常德的酱香白酒曾经的辉煌也长久地停留在了上个世纪。

直到2004年，泸州老窖发布公告，决定斥资1500万元向常德粮油总公司收购其持有的湖南武陵酒有限公司60%的股权。彼时，被业界称为“酒厂换米厂”的产权置换有了最终结果，武陵酒也有了新的归宿。

但显然，武陵最终的归宿并不是泸州老窖。2011年，泸州老窖再发公告，转手武陵给了联想控股下的丰联酒业，此后6年，水土不服的丰联酒业又搭上了衡水老白干，而夹杂在其中的武陵，则在众多的东家们之间却变得更加孤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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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竞合时代

辉煌与奋争之间，落寞与徘徊之际，市场依旧是冷眼旁观者也是公正自由者。在这里，话语权就是实力与耐力。

分化与差异是改革开放带给行业最直观的经济表现，但这也并不会阻挡行业企业间的交流与互助，从近段时间的表现看，名酒之间的联系与合作也变得紧密起来，例如，在2017沈阳峰会期间，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四家企业采取展览展示、交流互动等形式，促进两地酿酒行业合作与发展，共同开拓东北市场。去年2月，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剑南春五大白酒巨头在贵州茅台镇聚齐，彼时，四家企业就已经达成了“多边合作机制”。据悉，本次聚首不但达成了川黔两省酒业协会加强合作的决定，还建立了两省酒企的互访机制。

更加有意思的是，9月28日,中国十七大名酒28年后再度聚首杏花村汾酒厂,堪称白酒行业的“超明星阵容”。聚会上，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秋喜也表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白酒行业的繁荣离不开酒企的发展，而酒企的发展更离不开行业的整体繁荣，一路走来，有兼并有重组，有整合有创新，“但我们始终是中国名酒集群中的一员，是共同引领中国白酒发展的兄弟连。”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国逐步确立了自己鲜明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个时候，包括酒行业在内，大家重新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

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体系内，众多的白酒企业如同一个个懵懂的少年，对市场经济这门新课显然准备不够。于是，有的企业开始盲目扩大产能，无视行业规范大搞低档次花样促销，甚至不惜血本借助广告实施“标王”操作；有的依旧执着于品质的维护和技术的探索，步步徐行反而日益壮大；有的也历经沉浮和坎坷，不屈不挠而昂然挺立于行业大潮前。

行至当下，十七大名酒企业们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规则和标准在变化，体系和模式在变革，竞争与交流在加强，显然，在新的竞争格局下，还需要名酒企业们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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